刘亚楼上将 图片来自网络

1945年8月，错过抗战，在苏联待了6年的刘亚楼跟随苏联红军回到国内，此时军衔仅是少校，职务仅是一个参谋。可半年过后，1946年2月，刘亚楼“横空出世”，被任命为东野参谋长，却无人不服。

林彪元帅曾经说过：

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林彪元帅是不轻易夸人的，可对刘亚楼上将评价如此之高，确实罕见！

刘亚楼上将，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人。关于刘亚楼是武平人这个说法，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笔者有位老大哥的父亲也是一位老红军，和刘亚楼、杨成武等人都是福建长汀人。听他说，之所以现在把刘亚楼将军的籍贯改为武平，是因为在解放后把刘亚楼将军的老家湘店乡湘洋村由长汀划给了武平，所以，刘亚楼将军的籍贯就变成武平了。

听笔者老大哥说，当年因为把籍贯由长汀改为武平，刘亚楼还很不满：我是长汀人嘛！怎么变成武平人了？

那一代的老革命严于律己得厉害，笔者听老大哥说，每逢刘亚楼到大连，总是要到他家去串门，毕竟是老乡嘛！

可是，他们吃饭时是不允许家人在场和上桌吃饭的，哪怕吃剩了，也是由公务员来吃，家人们是沾不了任何一点光的。就连刘亚楼那位漂亮的具有沙俄血统的夫人也不例外，都要和笔者老大哥的家人们在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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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历来看，刘亚楼并不是很高，他既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没有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1929年闽西小澜暴动时参加革命的，这和我军55年授予的很多位上将相比，资历无疑浅了很多。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时，刘亚楼才是一名班长，负责为大会执勤放哨，而那时候，日后的部下黄永胜上将已经是连长了。

古田会议结束之后，刘亚楼被选拔到红四军随军学校去学习，这种选拔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把刘亚楼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

经过了三个月的学习，1930年3月，刘亚楼顺利毕业，随即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的连长，两个月后，被任命为营长。五个月后，被任命为红四军12师35团政委，半年后又升任师政委，此时，刘亚楼年仅23岁。在红军长征时，刘亚楼已经是红1军团主力二师的师长了。

不到三年时间，刘亚楼以一名班长升到师长，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究其原因，除了刘亚楼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心思缜密这些优点之外，最重要的是，刘亚楼有文化。

刘亚楼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这在大多数战士还不识字的红军队伍里面，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作为自己的爱将，林彪元帅也非常喜爱刘亚楼，毕竟，一位是26岁的小军团长，一位是23岁的小师长，二人似乎更能说到一起去。

长征结束后，刘亚楼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担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八路军总部委派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使得刘亚楼基本上错过了抗日战争。

我党之所以派刘亚楼等一批高级指挥员赴苏学习，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未雨绸缪。毛主席曾经说过：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刘亚楼赴苏学习正好处于抗日战争初期，残酷的战争更使我党领导人认识到，用过去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那套办法来对付工业发达，训练有素而且具有现代化作战思维的日军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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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为了给我党我军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作战思想的人才，我党才在抗战初期急需大量具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们的情况下，仍然抽调了像刘亚楼、李天佑等一批已经在军事领域树立了地位的将领们赴苏学习，其目的就是要给我军培养出一批高级复合型人才做储备。由此看来，我党所谋远大啊！

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几年，使刘亚楼第一次接触到了正规化的军事教育，接触到了大量的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而且，刘亚楼本就身经百战，通过在伏龙芝这几年的学习，更是如虎添翼，为日后成为东野参谋长奠定了基础。

1941年9月，德军已经威逼莫斯科，在全体中国学员的积极要求下，苏联方面同意中国学员留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刘亚楼改名为萨沙，成为了苏联远东军区的一名少校参谋。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刘亚楼化名“王松”，也随着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

刘亚楼回国后，首先来到了大连。可是，当时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协议，限制了我党在大连地区的活动，使我党处于一种半地下状态，这使得急于归队的刘亚楼心急如焚。

好在随着我党的不懈努力，逐渐在旅大地区站稳了脚跟，党组织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时任中苏之间联络官的刘亚楼终于找到了当时旅大地区负责人的韩光。

刘亚楼向韩光表达了自己想要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希望自己早日脱离苏军，回到军队中参与解放战争的愿望。

说来也巧，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因肾病正好在大连治病，而且罗荣桓元帅是刘亚楼在红一军团时的老上级，互相知根知底。于是，韩光就带着刘亚楼见到了罗荣桓。

寒暄过后，罗荣桓就问刘亚楼，是想继续留在苏军中呢，还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呢？

刘亚楼想要寻找组织的目的就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因此，刘亚楼马上表达了想要回到自己的部队，想要上战场和国民党作战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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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东北局局势非常混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本来，我党在重庆谈判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要向东北进军的战略，因为东北地区背靠苏联，左右两边又有外蒙古和朝鲜，相当于有三个战略依托，而且又是我国重工业最为密集的地区，占据了东北，就可以在战略上处于不败的地位。因此，在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命令河北、山东的部队轻装进入东北，南方各省的解放区把部队集结起来进入山东、河北地区来填补空隙。

这样做的好处有三：

其一、主动让出南方解放区，表达了一种想要争取和平的积极态度，在舆论上占据了上风，会使全国人民相信我党是真心求和平的。

其二、把部队集结起来，形成拳头，以防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其三、填补了山东、河北地区的部队离开河北、山东解放军后的真空地带。

其四、封堵住了国民党军队想要通过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

当时，关内的军队想要进入东北有两条路，一是走旅大，二是走山海关。在大连已经完全被我党控制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根本无法从海路走旅大地区运兵。因此，国民党军队想要进入东北也仅剩下山海关一条路了。

可是，由于我军过于相信到了东北之后就可以用苏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武装自己的承诺，很多部队在进入东北时是空着手来的。可没想到到了东北之后，事情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苏军却以和国民党方面的协议为借口，拒绝把日军武器交给我们，这就使得我军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

而且，东北地区是新区，我党在该地区的力量薄弱，各级地方政府还未组建，人民还未发动起来，土改还未进行，民众仍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所以，我军初入东北时处于无枪、无粮、无后方、无政权的一种状态，东北民主联军也确实急需一位具有超强能力的参谋长协助林彪和罗荣桓来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因此，在罗荣桓和林彪商议后，与林彪联名向党中央推荐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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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这对我军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意义极大。

在近代，判断一支军队是否正规化，参谋部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面临的更多的是阵地战和攻坚战，这就对部队的组织、协同、后勤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东北地区我军要面对的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新一军和新六军，这是两支具有现代化作战思维的国民党王牌军，如果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搞不上去，是会吃大亏的。

因此，刘亚楼上任初始，就开始大力加强各级司令部的基础建设，大力培养各级参谋，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并组建大量的随军学校，采取边学边实战的教学方法，快速提高了各级参谋的业务能力，增强了我军在新形势下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在我军四个野战军中，四野的正规化建设被公认为是走在前列的，在这一点上，刘亚楼将军功不可没。

按照东野首长代号的排列顺序，参谋长应该是排在第四位的，应该是104，可刘亚楼却是103，所以，在需要东野首长联名签发电报的时候，刘亚楼就说：什么林罗谭刘？应该是林罗刘谭！

可以这么说，在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贡献方面，排在第一位应该是刘伯承元帅，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刘亚楼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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